尉迟寺遗址

尉迟寺遗址使甭5000年前人类文化遗址。 ^[3] 

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寺。 ^[3] 

1986年，蒙城县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 ^[6] 

198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6] 

2001年，考古专家对蒙城尉迟寺遗址吽进行了第二阶段发掘。

2002年，春，考古专家对尉迟寺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在大汶口文化层首次发现了一尊被专家称为陶制鸟形神器。 ^[7]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约200米处，是国内保存较大、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1989年至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7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红烧土房基10排（组），计41间，墓葬217间，以及灰坑、祭祀坑、兽坑、活动广场等遗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万件，被史学界专家称为“可与金矿媲美的资源”。 ^{[4]  [8]} 

2001年考古专家对中国原焗始第一村荩进行了第二阶段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儿童瓮棺葬、陶杯、陶器、红烧土排房等文物。 ^[7] 

遗址呈四周低中间高的凸形的地貌，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该遗址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该遗址于2001年7月17日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尉迟寺遗址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原始第一村”，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这里出土的红烧土房，每间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桩、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建造时均经过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工序。 ^[7] 

红烧土房制作工艺复杂，先用粗木和泥土混合物搭建出墙体和屋顶，再用火烘烤，直至整个房屋变成红色。红烧房是原始人烧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制品，这样的浀房屋冬暖夏凉，坚固美观。 ^[8] 

考古专家在尉迟寺遗址村落中央发现一个总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广场，呈圆形，用红烧土粒铺设而成，表面光滑，厚10厘米，从剖面可明显看出人工铺垫的迹象。此次清理出的15间红烧土房，面积从2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不等，总长度达75米，与先前出土的几间红烧土房相对接。整个村落呈现为由3排平行主体房屋组成的“丰”字型格局，表明这个村落在建设前有过统一规划，加上村落中央的大型广场和外围大型的环形濠沟，形成一个整体的格局。 ^[7]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古老的居民使用原始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发展生产，同时也进行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器皿在这里应有尽有，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甑、鬹等生活用具，充分展现了当时人们已创造了丰富的饮食文化。

这里出土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式建筑，是我国原始建筑史上的瑰宝，无论是规模还是建筑形式

尉迟寺遗址(5张)

，均为国内罕见。通过科学的发掘，这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大型聚落遗存，终于破土而出，向世人诉说我们的祖先营建这座大型房屋的壮观场面。

一条宽20余米、深4米多、南北跨度为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的大型壕沟，把遗址的中心部分团团围住，说明当时人们在长期居住过程中营造了必需的防御设施。

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成人实行土坑葬，儿童实行瓮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头向一致，说明当时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房迹、围沟、瓮棺葬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空白。相传是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 ^[3] 

中国社科院古建筑研究专家杨鸿勋教授来遗址看后，盛赞其可与“金矿”媲美，并欣然挥笔，写下“宝地”二字。 ^[8] 

2002年，鸟形神器出土于尉迟寺遗址大型广场的东部的地层中。鸟形神器为陶制品，器物经复原由3部分组成，最底层为圆柱形，中间是圆锥形，圆锥大头向下反扣在圆柱上，同圆柱连为一体，在圆锥的两边还有两个酷似鸡冠的饰物，圆锥的顶端是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整个器物通高59。9厘米，底径16厘米，上径20厘米，采用手工工艺，红褐色器表有烧制时氧化的灰褐色斑块，颈部以下为空体，器形像瓶，又像一个长颈背水壶，主体的象形造型与附加的抽象造型合为一体，结构合理，是鸟图腾崇拜和权力象征。 ^[3] 

七角镂空器共四件，形制相同，奇怪的造型透出神秘。器型为轮制，敞口，方唇，长颈，鼓腹圆底状，口径12.5厘米，腹径厘米，腹部饰竖绳纹，腹中部有3个间距相等的镂孔，孔径2厘米，底有7个锥形底，通高42厘米，这是种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罕见的器物。七角并不等长，中间一角稍高。由于四件相同，可以判断这种奇特的造型，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如果它是祭祀或宗教所用的神器，应当与生或死有关。“七”本来就是古老文化中最神秘的数字之一。比如，上帝七日造人，佛陀七日证道，人死烧七祭等。 ^[7] 

曾经在山东莒县凌阳河出土的雄奇伟岸的大口尊上的神秘刻符，在尉迟寺又一次大量的出现。不同的是，在凌阳河，它一般随葬于大墓之中，一墓一器，最多两器，往往与酒器同时出土。而尉迟寺却基本上都是以婴儿瓮棺葬具的形式出现，少数出现在祭祀坑。 ^[3]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为研究皖北地区原始社会中、晚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6] 

鸟形神器是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最高档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有特点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一件器物，成为代表中国原始第一村的一个标志物。在尉迟寺遗址和其他地方的大汶口遗址的发掘中，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图腾，属首次发现，对史学舴界研究早期的陶器史、聚落考古史、宗教、图腾等方面都有典型的意义。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动植物资料及文化堆积层和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距今5000年前，这里河湖相通，平原山地相间，植物茂盛，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自然环境与古代文化、古代农业的发展及与人类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在尉迟寺遗址

尉迟寺遗址(6张)

房基倒塌的墙体中，发现了较多的稻壳拌泥痕迹，还发现粟类浮选标本，证明五千年前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当时的农业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迅速发展时期，当时的尉迟寺人由于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最早起源于北方的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传播，并在皖北地区形成交融。在遗址周围发现大米和小米，正是尉迟寺遗址中农业文化的一个新内容。

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容器分析，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只有粮食有剩余才能进行酿酒，尉迟寺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当时尉迟寺农业发达，人们不仅吃有好米，喝有美酒，还可以狩猎捕鱼，食有鱼肉。

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成人实行土坑葬，儿童实行瓮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头向一致，说明当时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房迹、围沟、瓮棺葬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空白。尉迟寺遗址出土的红烧土房，每间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桩、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建造时均经过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工序，这也是新石器时期发掘出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因此，尉迟寺遗址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原始第一村”。 ^[3] 

2001年7月17日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2016年4月，亳州市人民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将蒙城尉迟寺遗址列为禁止开发区域。 ^[9] 

2016年6月，蒙城县尉迟寺遗址保护规划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蒙城县政府在筹建国家级大型博物馆，重现辉煌的中华史前文明。 ^[7]